减税降费人人叫好 如何将其落到实处

    2017年财税改革，减税降费仍然是一大热点，如何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其实知易行难，这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不过，当下每每提及减税降费，全国上下几乎无人不为之叫好。无论身处何位，是政府官员还是学界精英、是企业家还是普通老百姓，几乎人人都以大规模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

    的确，在经济下行态势未变且仍趋严峻的情势下，相对于扩大投资、增加支出的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减税降费当然是最契合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选择。

    问题是，如何才能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

    作为一个纳税人，应该都清楚税费收入是支撑政府支出的财源基础，那么，在不考虑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减税降费可以有以下三种选择：

    其一，政府支出规模不变，对税费收入做结构性调整

    比如减费增税，或者减企业税、增个人税，减间接税、增直接税等，这些都是可以达到减税降费的目的的。但是，这样操作等于此减彼涨、互相抵扣，但前提是税费总量必须是不变的，在减少一部分税费收入或者减轻一部分人税费负担的同时，另一部分税费收入或者另一部份人的税费负担就得增加。

    其二，政府支出规模不变，减税降费与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并行

    在减税降费之后，政府的税费收入必然亏空，那么，就以增发国债的方式进行填补。税费收入减少多少，相应的就需增列多少赤字并增发国债。这实际是政府有偿性融资方式和无偿性融资方式的相互替代，政府支配和占用的资源总量不因此发生变化。

    其三，政府支出和税费收入一起减

    这种选择其实是以削减政府支出为减税降费挪出空间，减掉多少税费，相应的政府支出就削减多少。既不涉及税费收入的结构性调整，也无须涉及融资方式的相互替代，政府支配和占用的资源总量将因此而有实质减少。

    对减税降费三种选择的分析

    将减税降费置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之下，并且以实际效应优劣作为上述选择的排序标尺，就能够看到：

    排在第一位的当属第三种选择，即政府支出与税费收入一起减。这是因为，只有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联动，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减税降费。

    首先，只有这样操作，才可落实于资源配置权的实质让渡，从而才有可能发生资源配置格局有利于企业一方的变化。其次，这样操作之后，才能保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可持续性，也就是在减轻当期企业税费负担的同时，让企业不用为未来企业税费负担担心。换言之，只有政府支出与税费收入一起减，才是真正契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税降费操作。

    排在第二位的应是第一种选择，即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进行税费的结构性调整。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兼容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税费结构优化两个目标。

    抛开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暂且不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稳定税负的前提下“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

    鉴于直接税比重的增加意味着间接税比重的减少，两者之间的此增彼减又意味着自然人税费负担的增加和企业税费负担的减轻，从而契合税费结构优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所以，这样操作税费总量的实质虽然不会减少，但是对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推进本轮财税体制改革，可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排在第三位也就是最差的的是第二种选择，就是通过增列赤字、增发国债方式支撑减税降费。那样做的坏处，就是既不能由此调整资源配置格局，也无助于给企业降低税费负担。理由如下：

    第一，虽然表面上当期的企业税费降低了，但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由增发国债所带来的利息支出总会叠加到未来的政府支出规模之上，政府支出又总要通过税费的征收加以弥补，从而肯定要添增未来的企业税费负担。

    第二，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并未实质让渡，资源配置格局亦不会发生有利于企业一方的变化。不仅如此，更为关键的是，这样操作既无异于以往刺激需求的减税操作——是总量性调节且着力点落在需求侧，也有悖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初衷——企业的成本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上升，而且还会徒增当前以及未来的财政风险。

    注意到中国的财政赤字历来有名义赤字和实际赤字之分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实际赤字上，从而对汇总全部政府收支之后的赤字做一个全口径评估，就会发现，其实当前我国的全口径赤字水平已经到了不能不有所警醒、不能不严加控制的时候了。

    这样分析下来，减税降费之路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场持久战最终将以什么方式落到实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悉2000亿降费将在4月1日拉开序幕，静候佳音吧。